村上春樹新作為何惹急日本右翼

3月3日，日本東京都澀谷區(qū)的一家書店陳列著村上春樹新的長篇小說《殺死騎士團長》。新華社記者楊汀攝

 

這是3月4日在日本東京拍攝的村上春樹新的長篇小說《殺死騎士團長》的封面。新華社記者楊汀攝

 

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新的長篇小說《殺死騎士團長》2月24日正式發(fā)售。該書長達1000多頁，期待已久的村上迷和文藝界仍在品讀之中，日本右翼卻已經(jīng)迫不及待地跳出來搶占評論“沙發(fā)”，指責村上新作“反日”“討好中國”。村上新作究竟講了什么？又為何會引起如此大的爭議？

 

提及南京大屠殺

 

記者日前來到東京都內(nèi)繁華區(qū)車站附近的一家大書店，在正對門口的展示架上陳列著分別為紅色和綠色封面的《殺死騎士團長》上下冊，店內(nèi)放置暢銷書的黃金位置也擺放著該書。在店里的暢銷書排行榜上，該書當仁不讓排在小說類第一和綜合類第一。據(jù)該書發(fā)行商公布的數(shù)字，初版上下冊共發(fā)售130萬冊，這在日本出版界是只有村上才能創(chuàng)造的數(shù)字。

 

《殺死騎士團長》源于莫扎特的歌劇《唐璜》中的一幕情節(jié)。全書從主人公“我”——一個36歲的肖像畫家，與妻子離婚后隱居在神奈川縣小田原市郊外的山谷起筆，“試圖用不可思議的事情和意象在表面世界上敲出裂痕，探尋表層之下掩埋和隱藏的本質和真相”(作家上田岳弘評)。

 

值得注意的是，村上在書中寫到了歷史問題，并因為“承認南京大屠殺”而惹急了日本右翼和極端網(wǎng)民。

 

村上究竟是在怎樣的語境下提及南京大屠殺的？記者閱讀原文發(fā)現(xiàn)，在探尋一幅藏在閣樓里的畫中隱藏的真相過程中，書中主人公“我”與鄰居談起該畫的作者——老畫家雨宮具彥及其弟弟在二十世紀30年代的一些經(jīng)歷。在對話中，村上借鄰居之口說道，1938年前后發(fā)生了幾件對日本而言是“致命的，導致崩潰的、無法回頭的事”(其中“致命的”被作者加上了著重號)，并認為這些事也徹底改變了畫家兄弟倆的人生：“1937年7月7日發(fā)生了盧溝橋事件，導致日中全面開戰(zhàn)，然后那一年(1938年)發(fā)生了由(開戰(zhàn))引發(fā)的另一件重要的事——‘南京入城。’”

 

“是的。就是世間所說的南京大屠殺。日本在激戰(zhàn)之后占領南京城，并在那里殺害了很多人。既有交戰(zhàn)中的殺人，也有戰(zhàn)斗結束之后的殺戮。日軍無暇管理俘虜，殺害了大部分投降的士兵和平民。”

 

村上借《殺死騎士團長》中人物之間的交談表達了對南京大屠殺的看法，除了戰(zhàn)爭傷亡，日軍還大量屠殺了平民，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不僅如此，小說還從鄰居介紹的畫家兄弟兩人的經(jīng)歷以及“我”的思考透露出對戰(zhàn)爭和屠殺的反省。

 

惹急日本右翼

 

村上承認南京大屠殺招致日本右翼人士的口誅筆伐。

 

日本右翼作家百田尚樹在該書發(fā)售次日即在社交媒體上就此“開撕”：“《殺死騎士團長》中好像有‘日本在南京進行了大屠殺’這樣的文字。這樣一來他的書在中國肯定暢銷了。為了向世界宣傳日本引以為豪的大作家承認‘南京大屠殺’，中國會支持村上得諾貝爾獎吧。”

 

記者發(fā)現(xiàn)，百田尚樹的發(fā)言在右翼圈子里一呼百應，右翼們相繼在網(wǎng)絡上貼出了《村上是反日作家的理由》《悲報：村上春樹認為南京事件的死者為40萬人》等文章。日本社交媒體上還出現(xiàn)了很多對村上及其新作的謾罵、詆毀甚至人身攻擊。有人揚言要發(fā)起抵制村上春樹運動，聲稱“絕不縱容《殺死騎士團長》宣傳‘南京大屠殺’，絕不縱容反日言行”。

 

在右翼和極端網(wǎng)民對村上發(fā)起“抵制”和攻擊的同時，日本文藝評論界和主流媒體也開始注意到新書提及的歷史問題。

 

《讀賣新聞》2月28日用半版刊登學者、作家和媒體人士對村上新作的評論，整體評價該書是“沒有辜負預期的佳作”，“可能成為村上的代表作之一”。該報編輯委員尾崎真理子認為，村上在書中“提到了日本發(fā)起的戰(zhàn)爭和德國的事……觸及一直以來的爭議問題，非常有勇氣。”

 

共同社客座評論員岡田充認為：“村上的作品在世界上得到廣泛喜愛是因為他擅長跨越國界、民族和階層，描寫大都會人心中的孤獨等共同情感。村上之所以在作品中幾次提到納粹，提到日本的侵略戰(zhàn)爭，并直接呼吁道歉，大概也是因為他感到不同國家和不同認知的人們要真正進行心靈的交流和溝通，需要先承認共同經(jīng)歷的歷史事實。”

 

同樣也有許多網(wǎng)民發(fā)出理性的聲音。一名網(wǎng)民說，“我正在讀村上的新作，個人非常喜歡，但好像因為書中描寫了南京大屠殺，推特上有人攻擊他是賣國賊，向中國獻媚，這些言論真讓人吃驚。”

 

村上作品的歷史觀

 

事實上，村上此前曾在多個場合表達過對侵略戰(zhàn)爭和日本應該道歉的觀點。在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fā)表“戰(zhàn)后70周年談話”之前，村上曾在接受《東京新聞》采訪時表示，“我認為歷史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問題，認真道歉非常重要。道歉并不是一件羞恥的事”。

 

《殺死騎士團長》也不是村上第一次在作品中揭露侵華日軍的暴行。在他的早期作品、初版于1994年的《奇鳥行狀錄》中，他也曾借書中人物之口，描述了日軍在侵華戰(zhàn)爭中的種種暴虐行為。

 

武漢大學博士生導師李圣杰曾在早稻田大學研究日本文學。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村上作品中對社會和歷史問題的關注是一個發(fā)展和延續(xù)的過程。在早期的《且聽風吟》等作品中，村上完全沉浸在個人世界之中，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就村上對于社會漠不關心提出過批評和質疑。但1995年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令他產(chǎn)生很大震動，村上的作品更加注重社會性。這在他近年的作品《1Q84》《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等中都有體現(xiàn)，也觸碰了日本社會一些禁區(qū)。這次村上新作提到歷史問題，是這種關注和思考的延續(xù)，而絕不像日本右翼所說的那樣，是突然轉型或是為了得諾貝爾文學獎。（新華社東京電 楊汀 沈紅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