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來“臺獨外交”失敗之我見

編輯:何婧|2017-11-24 16:39:40|來源:海峽飛虹專稿

今年是兩岸開啟交流30周年。近30年來,臺灣“獨派”和綠營政客在多數(shù)時間把持了臺灣的朝政。李登輝、陳水扁和蔡英文三人有著共同的突破一中框架和讓臺灣“獨立自主”走向世界的終極目標,卻因政治性格差異而采取了不同的“外交政策”路徑。老謀深算的李登輝戒急用忍、以退為進的“務實外交”為后任者鋪設了基本框架;律師出身的陳水扁則是精算和冒險有余而政治格局不足,其“烽火外交”最終落得天怒人怨的結局;而同時繼承了李的戰(zhàn)略思維、扁的律師性格的蔡英文,則在前者經驗教訓基礎上,以更為模糊、隱忍、陰柔的方式,和更加系統(tǒng)、長遠的思維推行其“柔性臺獨外交”。

 

總體而言,30年來臺灣“外交政策”的主流都是以爭取“國際生存空間”之名,在國際上制造“一中一臺”、“兩個中國”,勢必受到大陸的堅決反擊,且世界多數(shù)國家奉行一中政策,極大地限制了臺灣的“外交空間”,也決定了其必然失敗的命運。

 

李登輝時期:以退為進的“務實外交”

 

1971年,中國恢復聯(lián)合國會員席位,聯(lián)大2758號決議確立了一中框架在國際上的規(guī)范地位后,臺灣的“國際參與”因失去合法性而舉步維艱。1989年后,李登輝一改兩蔣時期“漢賊不兩立”政策,推行“務實外交”。

 

“務實外交”與蔣經國末期“彈性外交”的根本分野是不再堅持對中國的代表權,而是凸顯“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為目標。李任內積極開展“過境外交”、“度假外交”、“觀禮外交”,先后30余次“出訪”;每年邀請“邦交國”在聯(lián)大發(fā)言、提案,鼓吹“中華民國返聯(lián)”,謀求與大陸“并存”。1995年,李用重金打通美國國會和總統(tǒng)克林頓的關節(jié),實現(xiàn)以臺灣地區(qū)領導人身份“訪美”,引發(fā)1995-1999年的兩次臺海危機。

 

李登輝的做法為后續(xù)臺灣領導人爭取“國際空間”設定了模板,在扁、馬、蔡三朝得到不斷的重復和演繹。

 

陳水扁時期:引火自焚的“烽火外交”

 

2000年5月,民進黨首次執(zhí)政。2002年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論”后,“務實外交”升級為“全民外交”,意圖在臺灣無法突破一中框架和與大陸正面沖突的情況下,轉守為攻,在國際社會打游擊戰(zhàn)和爭取空間,也被稱為“烽火外交”。

 

陳水扁將“烽火外交”視為制造“國際能見度”、凸顯臺灣“事實存在”和釋放“臺獨成就感”的機會,提出“以臺灣名義加入國際組織”,或者以“技術層面因素”謀求參與WHO、WHA等以政府為成員的專業(yè)性國際組織;通過重金收買、經濟援助挖大陸“墻腳”;在一些“非邦交國”收買“親臺”勢力,造成這些國家對華政策的內部不一致。

 

但島內各界逐漸發(fā)現(xiàn),“烽火外交”造成兩岸關系惡化、統(tǒng)“獨”對立和族群矛盾激化,“拼外交”補“政績”的效用越來越差。事實上,盡管扁斥巨資“固邦”,但其任內臺灣丟掉9個“邦交國”,總數(shù)降至23個,證明“烽火外交”已經實質破功。

 

更讓陳水扁始料未及的是,“烽火外交”招致美國猜忌。曾稱要“武力協(xié)防臺灣”的小布什因扁不斷挑動“入聯(lián)公投”、“正名制憲”而視其為“麻煩制造者”,直接導致美臺關系惡化。最終,在臺灣2008年“大選”時,美國選擇支持“親中”的馬英九。而正是馬推行的“活路外交”,較成功地讓臺灣在大國博弈間找到了均衡,為臺灣實現(xiàn)正常、合理的對外交往和“國際參與”的可行路徑進行了一次有益但短暫的探索。

 

蔡英文時期:所謂“踏實外交”不踏實

 

2016年5月,口稱“維持現(xiàn)狀”的蔡英文上臺執(zhí)政,作為李登輝的忠實門徒和陳水扁的下屬,蔡既不放棄“活路外交”的政治遺產,又要借鑒李、扁經驗教訓,尋找一條能夠更有效、更可持續(xù)的讓臺灣“走出去”“柔性臺獨”的道路。

 

因此,蔡英文一方面延續(xù)了其回避和否認一中原則與“九二共識”的態(tài)度,設定了“親美日,遠大陸”的“外交”原則;一方面又刻意模糊兩岸立場,以及減少“點火”和壓抑“獨派”沖動,表現(xiàn)其“不挑釁、無意外、可預測”的“踏實外交”取向。

 

蔡當局“中華民國是臺灣,是獨立主權國家”的論述,為“柔性臺獨”提出了可見的初階目標,使其不必主動“點火”,而可專注于發(fā)展與主要國家的“實質關系”。蔡當局還將“踏實外交”整合到其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的“柔性臺獨”系統(tǒng)工程中,并且更加強調“人的層次”,例如,蔡的“新南向”雖然與李扁“南向”做法相似,都包括將臺商臺資從大陸導引向東南亞,但蔡當局還表現(xiàn)出加深與東南亞國家社會、人文和種族連結的野心。蔡當局以單邊免簽等政策吸引“南向”外勞、留學生和外配,推廣島內東南亞“母語”教學,強調臺灣屬于“南島語族文化圈”等手段,推動臺灣與“南向”國家進行深度的社會民族融合,最終謀求更改島內的“國族認同”,創(chuàng)造出基于“多元文明”而與漢族文化無關的“臺灣種族”,為其“柔性臺獨”搭積木。因此,雖然“新南向”如李扁時期一樣在政治和經濟上磕磕絆絆,卻有不容小覷的潛在影響。

 

在此基礎上,蔡當局初步實現(xiàn)了增進與主要大國的“實質關系”的進展。

 

首先,臺美關系暗流涌動、虛中求實。在中美元首會晤、臺巴“斷交”等事件刺激下,不甘被動等待的蔡當局主動出擊,提出“臺美關系新架構”,并通過重金“公關”,一方面打通特朗普本人的關節(jié),實現(xiàn)“川蔡通話”等政治“揩油”,另一方面收買“親臺反華”勢力,如國會“臺灣連線”向特朗普施壓以影響其決策。國會先后提出包含“親臺”條款的《國防授權法案》、“臺灣旅行法案”和“臺灣安全法案”,并加速了特朗普任內首次對臺軍售,還促成薛瑞福等“親臺派”進入美國涉臺部門。

 

值得關注的是,在中美關系通過元首會晤重回正軌之后,臺美尚可借助“一中政策模糊性”謀求升級“實質關系”,在充滿多種可能性的未來,“臺灣牌”將能超越短線要價,在更廣的維度上為美國提供更多地緣政治可能。美臺雙方皆有讓臺灣成為美西太平洋橋頭堡的戰(zhàn)略默契,美國有意將臺灣整合到美國的東北亞安全棋局和印太戰(zhàn)略之中,構建以反導體系、情報共享為核心的“美日韓臺東亞小北約”,并將臺灣整合到美國軍工產業(yè)鏈中,深化雙方的“軍事準同盟”合作水平;在經濟社會層面,除了加速雙邊經貿談判,美國還試圖通過賦予臺灣“快速通關”等優(yōu)待,以軟硬兩手瓦解臺灣的自主性,最終讓臺灣淪為美國的政治附庸。

 

在大陸提出“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fā)展”愿景之時,美國也對臺灣有自己的終極政治想象。對此,蔡當局則表現(xiàn)出強烈的“挾洋自重”和依賴美國“以武拒統(tǒng)”意愿。

 

其次,臺日關系醞釀實質提升,合謀色彩強烈。當前的臺、日當局均以中國大陸為最大假想敵,對內均需轉嫁執(zhí)政矛盾,其地緣政治路線有廣泛交集,雙方在升級臺日關系上展現(xiàn)高度的合謀色彩。例如,日本現(xiàn)總務副大臣赤間二郎公開訪臺、日臺對駐的窗口單位相應更名,都是試圖突破“七二體制”,構筑臺日高層互信;公開謀求“美日安保體系”實質覆蓋臺灣,以及展開軍事對話和情報共享;經濟上不但通過日本農產品輸臺解禁和地方經濟交流升級,謀求“互惠互補”,還分進合擊開發(fā)東南亞,推動多邊經濟整合以對抗“一帶一路”;此外,“獨派”與日“親臺派”還以民間交流為掩護公開勾連,塑造“反華價值同盟”。

 

不過,雖然臺日關系的調整兼具“柔性”、“剛性”和“韌性”,但地緣政治規(guī)定性仍是臺日關系的閾值所在。一方面,中日弈局是長期、復雜的斗爭,另一方面,美國仍是臺日關系幕后執(zhí)棋者。美日的對華戰(zhàn)略定位和打“臺灣牌”的力度并不一致,特朗普更多視臺灣為籌碼,自居“自由世界盟主”的美國也不允許有獨立于美戰(zhàn)略利益和“管控”范圍之外的臺日關系。

 

值得玩味的是,如果說諸如安倍這樣一個區(qū)域大國的領袖,尚無法完全自主主導對外關系,甚至于貴為美國總統(tǒng)的特朗普本人,其地緣政治政策也要根據(jù)外部形勢、大國互動和國家利益做動態(tài)修正——近期特朗普訪華即再次說明了這一點——居于蕞爾小島上的蔡英文,又何以能有如此“宏圖大愿、深謀遠慮”,敢于將2300萬人的命運押寶在其“臺獨外交”的死亡列車上呢?

 

我以為,蔡當局所奉行的“踏實外交”其實并不踏實。蔡當局有如下致命的誤區(qū):

 

其一,雖然蔡英文看似從前任處吸取了經驗教訓,策略上更為務實、漸進和系統(tǒng),但其“謀獨”的根性和對抗的思維沒有改變。李登輝和陳水扁路線的謬誤與失敗,并不僅僅是由于其策略和節(jié)奏上的失誤,而是如陳水扁所言,“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是由于“臺獨”分裂活動本身是逆兩岸經濟社會融合浪潮與根本利益,逆兩岸人民歷史記憶、民族情感和共同命運、逆國際法與國際政治既有事實、規(guī)范安排和區(qū)域穩(wěn)定,除了符合少數(shù)極端分離主義分子的原教旨,損害的是兩岸全體中國人的利益,同樣不符合任何域外國家的利益。換言之,“臺獨外交”之敗是由于其目標,而不是路徑本身。

 

其二,蔡英文的“柔性臺獨外交”其實無異于盲人瞎馬、夜半深池的火中取栗之舉。蔡偏執(zhí)的截取看似對其“有利”的片面因素,卻忽略了兩岸關系最大的決定性變量,即中國大陸的統(tǒng)一意志和軟硬實力與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語且與日俱增,而臺灣則在黨爭與內耗帶來的斷崖式下墜和螺旋式下跌中徘徊,兩岸實力對比不可逆轉的此消彼長決定了兩岸關系主導權的歸屬。大陸不但從未動搖統(tǒng)一意志,統(tǒng)一的能力和手段也在不斷豐富。中共十九大后,大陸將繼續(xù)沿著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fā)展的路徑推進和平統(tǒng)一歷史進程,而蔡當局仍回應以消極回避對抗思維。近日,臺灣《聯(lián)合報》2017年“兩岸關系年度大調查”顯示,島內民意出現(xiàn)了傾統(tǒng)立場回升、對大陸官方與民眾的印象趨正面、青年赴陸就業(yè)求學的意愿增加,以及對蔡當局兩岸政策不滿上升的重大轉折。可見,在越發(fā)自信、張開懷抱的大陸和渲染仇恨、謀求分裂的民進黨之間,臺灣的民心認同歸于何處,民眾如何用腳投票,兩岸中國人又將如何書寫這段歷史,并不因島內“獨派”的一廂情愿而轉移。

 

                                                       (本文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劉匡宇    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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