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白钚≈酗L險地區(qū)”背后 有一群與病毒賽跑的年輕人

上海靜安區(qū)愚園路228號，這個僅包括一家沿街奶茶店和隔壁米粉店的“最小中風險地區(qū)”，引起了人們的關心和好奇。這背后有一批與病毒賽跑的年輕人，他們是醫(yī)護、疾控、公安、社區(qū)等各崗位基層人員，還有可愛的志愿者。

1月13日開始的這輪疫情，與此前1例境外輸入無癥狀感染者相關，奶茶店的2位工作人員確診、多人無癥狀感染。在商業(yè)類型多、客流量大的靜安區(qū)，要做到“陶瓷店里捉老鼠”式的精細化管理并非易事。

“作為一個普通疾控人，我真沒想到面對疫情這么難，3天熬兩個通宵的大有人在，而我們還不是最辛苦的。社區(qū)轉運人員據說5天只睡了10小時……”“上海發(fā)布”上一段打動讀者的留言，也道出了靜安區(qū)基層公務員和社區(qū)工作者的心聲。

今年21歲、參加工作還不到半年的安徽姑娘陳絡，是南京西路街道辦事處的一名企業(yè)服務專員。1月11日晚，已經下班回家的她接到緊急通知，要求協助疾控部門開展流調，電話詢問相關人員的詳細地址。任務單不定時派送過來，排查人數從幾人到幾十人不等，往往需要在1小時內給出反饋。“其實我們都力爭做到立刻致電、立刻反饋。”陳絡說：“這是和病毒的賽跑，必須爭分奪秒。”

陳絡在值班。受訪者供圖

此后的5天內，陳絡和街道領導、4名居委會工作人員組成協助流調小組，作為組里最年輕的成員，她負責每天晚8點到早8點值班。11點到12點一批；3點一批；5點一批……為避免漏接電話，陳絡始終保持“精神緊繃”的狀態(tài)。“深夜來電”以及她使用的安徽手機號，這兩個因素導致她撥出的電話常常無人接聽，或者被對方懷疑為詐騙電話，她不得不把自報家門和安撫情緒的話語重復了上百遍。

即使到了下班后的第二天上午，陳絡也沒法好好休息，因為許多人早上醒來看到未接來電，都會選擇回撥。這幾天，陳絡減少了和父母聯系的頻率，因為她知道，媽媽不忍心她熬夜，也會撐著不睡，會問來問去。她說：“確實很累，但在工作中我也感受到成長和擔當，當疫情來襲，如果我能為抗疫做一些貢獻，就想盡我所能。”

在靜安區(qū)彭浦鎮(zhèn)，也有一支由35歲以下青年公務員、社工等組成的臨時青年突擊隊，從1月13日晚開始協助流調工作，45人分成3個小組，白天下班后輪流值夜班，致電居民核查居住地址。

突擊隊員在值班。受訪者供圖

彭浦鎮(zhèn)黨政辦的90后基層干部房小懿，是最早開始值班的突擊隊一組組長。因為疫情，1月12日她就在加班，忙完回家已是深夜12點多，第二天一早接到任務，當晚得繼續(xù)加班。包括她在內的6個隊員留在辦公室隨時待命，一夜沒合眼；另外9人一下班就分別趕去三個居委會，負責核對人員信息。

“季晨、蔡民峰等隊員支援社區(qū)，在-1℃的環(huán)境里連續(xù)工作3個多小時，有人甚至喝不上一口熱水 ；1999年出生的姑娘孫明穎，白天在疫苗接種點工作，晚上又通宵值班，我看她穿得很單薄，但沒喊冷；和孫明穎一樣剛加入彭浦鎮(zhèn)的還有張紅麗和孫喆超，張紅麗一個人租住在顧村，深夜騎著電瓶車回家；馮麟的膝蓋做過手術，值班時很疼，沒叫過一句苦；儲姝家有一對不到3歲的龍鳳胎，她丈夫在醫(yī)院檢驗科工作，加班更多，孩子只能讓老人和阿姨帶……但大家都很堅定、也很團結。”房小懿說。

突擊隊員在值班。受訪者供圖

接替他們值班的是孫瑜帶領的第二小組，有了同伴的經驗，工作時有了心理準備。孫瑜說，大家在撥打電話前都掌握了要點，邊詢問邊在紙上打鉤做記號，以防漏了信息；在面對少數誤以為是騷擾電話的人員時，就一一解釋、安撫情緒；有位中文不太流利的日本人，新任命不久的85后副鎮(zhèn)長桑禎驍學過日語，兩人用中日夾雜的方式完成了詢問電話。

事實上，對房小懿、孫瑜等長期在基層工作的干部來說，加班加點是常態(tài)，好多人攢了20多張調休單只能浪費，總是剛安排好休假就來了任務。因為加班多，家里兩三歲的孩子都知道爸爸媽媽“又去加班了”。孫瑜說，疫情開始時她曾覺得害怕，但一想到有千千萬萬個像她一樣的人也在加班時，就會覺得，“在上海這座城市，很安心”。

今晚，這支青年突擊隊又臨時接到了任務，“下班時，我臨時給組里幾個男同胞打電話，都不帶一絲猶豫，有的都到家了，馬上調頭回鎮(zhèn)里。只用了20分鐘，全部到齊。”房小懿說。（記者 魏其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