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了，要好好審視那場災難

何建明 報告文學作家、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受訪者供圖

 

■ 對話動機

 

為南京大屠殺30萬死難同胞而設立的首個國家公祭日即將到來，歷時一年寫作的《南京大屠殺全紀實》出版。

 

今年年初，何建明在南京偶遇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對方說，目前國內尚無一部全面、系統(tǒng)記述南京大屠殺的紀實作品。何建明開始了這本書的寫作。何建明說他的寫作動機很單純：只要沒有人寫它、沒有人把這一歷史事件的真相寫好，我就必須去寫。

 

這種缺失不可思議

 

新京報：最初決定寫作南京大屠殺是個意外?

 

何建明：今年年初，我在南京偶遇了“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先生。朱先生是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那天他一見我，急切地表達希望我來寫作一部關于“南京大屠殺”的紀實作品。

 

我當時第一反應是，這么重大的一個題材，怎么可能沒人觸及?朱館長告訴我說，關于大屠殺作品不少，但系統(tǒng)全面的作品還是空白。

 

后來我查了資料，發(fā)現朱館長說的是事實，于是就更改了寫作計劃。

 

新京報：被一種使命感驅動了?

 

何建明：可以這么說。因為從寫作角度而言，我之前沒觸碰過這個題材，我想當然地認為同題作品應該多如牛毛，那么大的一場災難，理應是創(chuàng)作富礦才對。但是竟然沒有，我覺得不可思議。

 

另一方面，我本身就是江蘇人，在長江口聽著祖輩們講日本人侵略的事情長大，從心理上也覺得自己該做這件事。

 

新京報：你覺得相關作品缺失的根源是什么?

 

何建明：往小處說，是我們這一輩文學工作者對歷史的不負責和不關心，往大處說，我覺得和國民性和社會大環(huán)境都有關系。說起南京大屠殺，大家知道這個詞，知道30萬這個數字，其他都是模糊的。對于我們的同胞當時經歷了怎樣的屠戮和屈辱，是沒有具體概念的。人們并不真正關心歷史，我覺得這是相關作品缺失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新京報：關于南京大屠殺也有一些文學作品，比如我們知道，徐志耕、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拉貝的《拉貝日記》，你的作品有什么不同?

 

何建明：更全面和客觀。既寫了“被害者”親述史，也寫了從日軍口中及“第三者”口中說出或經歷的“南京大屠殺”。我關注了日軍當事人和日本國及國際社會當時留存的許多寶貴的“自述”與報道。另一方面，寫到了以往被規(guī)避的蔣介石和國民黨軍隊的“正面形象”的敘述。

 

人性比血淋淋的場景更觸動我

 

新京報：全書初稿有80萬字，具體的寫作過程是怎樣的?

 

何建明：過去這一年，可以說幾乎沒有任何空余的時間。南京大屠殺涉及的史料、相關書籍、各方證言等各種資料非常龐雜，僅是書籍我就讀了整整四大箱子，幾千萬字。書出版了，我整個人感覺被抽空了一樣。

 

新京報：要創(chuàng)作這樣一部作品，就要和很多血淋淋的歷史打交道，情緒會受影響嗎?

 

何建明：很多人會問這個問題，也有很多人拿張純如(華裔女作家，因寫作《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zhàn)浩劫》聞名，2004年自殺身亡，外界多將其自殺與長期研究南京大屠殺聯系)舉例子。

 

我是軍人出身，也長期從事紀實文學寫作。你說的血淋淋的東西我見過不少，所以這些不是影響我情緒的主要因素。

 

但情緒不可能不受影響，有時候查著查著資料、寫著寫著，眼淚就流下來了，自己都不知道。

新京報：主要影響你情緒的是什么?

 

何建明：任何殺戮背后都是人性驅動的，影響我最多的還是人性本身。很多參戰(zhàn)士兵和將領的日記、家書，那是關于戰(zhàn)爭最原始最鮮活的記錄。

 

非常遺憾，在整個寫作過程中，中方這方面能查閱到的類似的資料很有限。但很多日本人記錄得都非常細致，我在書里寫了一個士兵，他的日記很完整地記錄了他怎么被選中從軍，怎么在兵營練習殺人，之后怎么進入南京，怎么屠殺百姓、奸淫婦女，寫得都非常細，整個從人變成惡魔的過程都寫了下來。

 

人性不是天生邪惡的，可在南京大屠殺中，日本人是把人性中最陰暗殘忍的一面發(fā)揮得淋漓盡致，這是有個過程的。同時他們的筆下也有中國人，30萬人怎么一下子就被殺光了。日本兵會寫，十幾人守著幾千軍民，心里也打鼓也害怕，但后來他們發(fā)現，“這些中國人只會在掃射開始后拼命找人躲在后面，絕對不會反抗”。這些都會影響我，日本人的冷酷黑暗，某些中國人的麻木冷漠，都是人性的一部分。

 

不嚴肅的創(chuàng)作是一種褻瀆

 

新京報：創(chuàng)作這部作品之后，對南京大屠殺中日雙方的印象有所改變嗎?

 

何建明：對日軍的殘暴這方面的印象沒有改變，因為從小就聽祖輩講那些故事。但是對日軍整體的印象豐富了，我們以前說那場戰(zhàn)爭都說“敵強我弱”，寫作過程中最大的收獲就是認清為什么強和為什么弱的問題。

 

新京報：舉個例子說呢?

 

何建明：日軍攻陷南京時當時的指揮官舉行閱兵儀式，當時有個方陣衣著整齊表情肅穆，他們每個人脖子上都系著一根白布條，掛著一個白布包裹的盒子在胸前，白盒子里面是死去日軍的尸骨。你可以想想那個場景，日本士兵是帶著視死如歸的決心進的南京城。

 

另一處資料里，說是我們士兵被俘虜后，天真地相信舉起手來就能活命，甚至寫下“要求大日本來拯救我們數萬人的命，將來服從大日本的驅使……懇求大日本維持我們一粥一飯”的便條乞求飯食。

 

這樣的場景交替出現，心里會特別悲哀。

 

新京報：這兩年網絡上關于抗日神劇的討論很多，在那些影視作品中，你記述的這些場景是看不到的。

 

何建明：70多年了，我們還停留在膚淺的層面，甚至是娛樂化的消費式的，日本士兵就是又蠢又笨，中國軍人各個英勇神武，真要有那么厲害，我們還用“抗戰(zhàn)八年，最終慘勝”嗎?

 

不嚴肅的抗戰(zhàn)劇創(chuàng)作是對歷史的極端不負責，是對數千萬死傷同胞的褻瀆。

 

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軍民死亡人數超過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損失的一半，但是提到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影視或是文學作品，我們竟沒有一部能拿出手。剛才說的那些場景是歷史的悲哀，抗日神劇之類，就是現實的悲哀了，我們根本不懂如何面對歷史。

 

公祭來得太晚了

 

新京報：這本書的封面上特別標注了“為國家第一個公祭日所作”，這里面有怎樣的考量?

 

何建明：公祭當天這本書是獻禮書籍。但就寫作者個人角度來說，這本書在這個時候出版，我自然希望更多中國人去全面客觀地去認知77年前的那場災難。

 

能冷靜地審視我們這個民族本身存在的問題和弱點，寫完了這本書，我自己有個很大的感受，除了日本人殘暴的殺戮，南京大屠殺也是我們民族自身存在的問題集中爆發(fā)造成的災難性后果，77年的時間并不長，是該好好審視這些問題的時候了。

 

新京報：對即將進行的公祭你怎么看?

 

何建明：寫作的時候有個發(fā)現讓我的心有如針刺。77年前，1937年12月18日，也就是日軍進入南京城的第6天，在日本侵略者肆意屠殺了數十萬同胞，將美麗的南京城變成人間地獄后，他們做了一件事——為他們在攻打南京時陣亡的千余名官兵舉行了一個聲勢頗為浩大的“公祭”。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的公祭，來得真的太晚了。制造戰(zhàn)爭的人在他國還被當英雄一樣供奉，而我們30萬慘死的同胞卻在歷史上沉默了77年。

 

但它終于還是來了，我們需要這么一天來正視這個民族經歷的創(chuàng)痛和苦難，去正視過去的歷史，唯有如此，才能以史為鏡，避免重蹈覆轍。

 

新京報：你期待這次公祭給中國人帶來什么?

 

何建明：中國是個很重視儀式感的國家，這是好事，但也要警惕儀式流于形式。國家公祭并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儀式，大家聚到一起，獻花、表達悲痛就結束了，這遠遠不夠。

 

它應該成為溝通一個民族過去和現在的紐帶，每個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中國人都該銘記那一段歷史，心中能夠保有一份悲戚。中國人喜歡說自己寬容，但沒有一個偉大民族會漠視自身經歷的苦難，正視過去，正視歷史，這是我希望現在的人通過公祭能有的思考，只有這樣，死難同胞們經歷的那個悲哀屈辱的時代才不會回來。

 

國家公祭并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儀式，大家聚到一起，獻花、表達悲痛就結束了，這遠遠不夠。公祭應該成為溝通一個民族過去和現在的紐帶，每個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中國人都該銘記那一段歷史，心中能夠保有一份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