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舞之爭背后的代際沖突

于是，廣場舞之爭，最為核心的是生活方式的沖突中，各方的容忍限度該怎么界定的問題。只有當人們愿意坐下來討論限度及其解決方案，而不是一味敵視“中國大媽”時，城市生活里的公共生活才可能變得更加良善和美好。

幾乎就是同時發(fā)生的兩則新聞，一則是率團訪穗的澳大利亞悉尼市長克勞馥·摩爾大贊廣州的廣場舞，表示要設法將其“移植”到悉尼；一則是廣西北海市發(fā)生的故意傷害案件，一名年輕男子與家人發(fā)生爭吵后，覺得廣場跳舞音樂太吵，持刀砍傷3名正在跳舞的市民。

一直以來，“廣場舞”在中國飽受爭議，部分年輕人尤其厭棄廣場舞，因此而發(fā)生的糾紛也屢屢見報，甚至上升為一場代際沖突，有一種刻薄的說法是“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很多年輕人將廣場舞與歷史記憶聯系在一起，認為廣場舞不僅制造噪音，而且代表著“迂腐落后”。

為什么在中國被視為“壞東西”的廣場舞，在異國市長眼里成了“香餑餑”呢？這并不難理解，在不同立場的人那里，他們選取的角度自有不同：與廣場舞發(fā)生地存在相鄰關系的年輕人聽見看見的是“噪音”和“擾民”，旁觀者的悉尼市長看見的是城市里的公共空間有了人就有了活力。

在參觀花城廣場時，摩爾和隨行人員探討怎樣將廣州活力無限的“廣場文化”帶回悉尼，“廣州的廣場舞是城市空間和社區(qū)的活躍因子。”摩爾認為，公共廣場是構建城市文化非常重要的部分，“悉尼有很多很漂亮的公共空間可以供大家來休息，這些地方，人們愿意來，才算是成功。”

看起來，悉尼市長發(fā)愁的是怎么讓花了錢的公共設施物盡其用，如果沒有人，無疑是這些公共空間的浪費。而對中國的中心城市而言，公共空間卻是極為有限的，尤其伴隨著大規(guī)模的城鎮(zhèn)化進程，一線城市的新老移民們、不同代際人群之間發(fā)生著一場空間爭奪戰(zhàn)。

在關于廣場舞的爭議中，焦點問題就是“噪音”，還有一種隱性沖突是文化趣味的差異，有些年輕人在微博的討論中明確表示，說廣場舞噪音擾民，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些音樂真難聽”。一位以“廣場舞”為研究對象，打算做一篇社會學論文的微博網友甚至進行了這樣的調查：“如果跳廣場舞的不是大媽，而是帥哥美女，您還反對嗎？”這項調查試圖了解人們對廣場舞的反感是否帶有對中國中老年女性的歧視情緒在其中。

確實，“中國大媽”在某種程度上已被輿論妖魔化為“低智商低品味”的代名詞。這源自轉型社會中文化的沖突。今天活躍于廣場的中老年女性，很多是傳統(tǒng)的家庭婦女，還有不少是隨遷老人——這是中國城鎮(zhèn)化進程中特有的景象，即一大批老年人隨子女遷居到中心城市生活。而這座城市與他們的關系，既非工作地，也不再是原來的社交關系，對老人來說是陌生的他鄉(xiāng)，唯一的關聯就是子女。“廣場舞”就是這群老年人在新的生活空間里發(fā)展出來的最為可能的一種社交文化了。

了解了“廣場舞”的時代背景，年輕人或許就能夠對廣場舞多一些體恤包容之心。在急遽變化的時代中，尤其是在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變革中，最為無所適從、最為飽受煎熬的，恐怕就是這批與原生熟人社會分離但觀念上卻又沒有完全切割的老年人。當他們重新在城市里聚集，能夠快速找到的共同語言，無非就是她們共有的文化記憶，這自然包括“紅歌”。對她們而言，這是一種快速開展新的社群生活的交集。

值得一提的是，年輕人反對廣場舞的時候，并未設想到這種反對正在傷害自己家里的老人。我所在小區(qū)就發(fā)生了這樣的事情，一位新搬來的鄰居對小區(qū)公共空間里的大媽舞蹈甚為厭惡，投訴到物業(yè)管理處，自己也積極驅趕大媽們遠離他的住宅附近的大廳。過了一陣子，這位中年男子的母親也來到兒子處居住，開始，母親并不知道孩子與跳舞的大媽們發(fā)生過沖突，這位母親很快融入到跳舞隊伍中。不久之后，得知兒子曾經極為反對跳舞的鄰居們，這位母親再也“不敢”出來參與跳舞了。

這是一個尷尬的場景，當年輕人在反對的時候，捍衛(wèi)的是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如果自己的母親也很向往“廣場舞”，這時，他們該怎么辦？這便是立場和出發(fā)點不同的問題，恰如悉尼的市長竟然喜歡上這被不少國人痛恨的“廣場舞”。

于是，廣場舞之爭，最為核心的是生活方式的沖突中，各方的容忍限度該怎么界定的問題。只有當人們愿意坐下來討論限度及其解決方案，而不是一味敵視“中國大媽”時，城市生活里的公共生活才可能變得更加良善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