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知道？革命黨發(fā)動起義的武器來自“海淘”

縱觀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領(lǐng)導的歷次武裝斗爭，所用武器的購運呈現(xiàn)出兩大特點：一是采取一事一議的“項目制”。由于革命黨在國內(nèi)沒有建立革命基地，因此只能單獨為每次起義準備所需武器；二是海外購運，即借用革命派在海外的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從海外（日本、越南等地）購買武器，并通過外籍船只等工具運送回國內(nèi)。

孫中山起義年表（來源：《黃埔》）

 

一、武器的主要來源

 

從各次起義的武器來源來看,革命派開展武裝斗爭所需的武器來源，無外乎四個主要渠道，即自制、贈送、繳獲與購買，其中購買是武器的主要來源。

 

（一）自制

1907年成都起義有黨人自制炸彈，負責制造炸彈者為稅錫疇，彈形如竹筒，每枚約重十兩，厚約二三分，上復以螺旋蓋，蓋心一小孔如黃豆大，彈內(nèi)底中心安一鐵莖,莖下粗上細，出蓋口約二三分。先于彈內(nèi)實滿彈藥，然后再蓋住，將要爆炸時，始于鐵莖頂端扣上四辦火，一觸即發(fā)。這是稅錫疇經(jīng)反復試驗而制造而成的。

 

1911年黃花崗之役自制炸彈占了一定數(shù)量。炸彈制造地點主要設(shè)在香港：“此次舉事，在港時設(shè)一實行部于擺花街，專制造炸彈。”臨近起義時間，又移至廣州甘家巷，制炸彈者為李應(yīng)生，彈殼則由羅購置之，緊接著喻培倫、方聲洞從日本回國，也參與到制作炸彈的行列。最初計劃制成煙彈及爆發(fā)彈五百顆，由于起義日期迫近，僅制成了三百顆。

 

1911年武昌起義中也有自制武器，如在漢口俄租界總機關(guān)辦公地點一所（即寶善里14號），制造炸彈及辦理旗幟文告；結(jié)果，10月9日，革命黨人在寶善里制作炸彈時不慎爆炸。這次著名的“爆炸”事故險致武昌起義夭折，使得起義不得不提前倉促發(fā)動。

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后清政府緝拿孫中山的“墨領(lǐng)密件”

 

 

（二）贈送

1900年惠州起義的軍械有部分是日本友人梅屋莊吉贈送的。因為軍械缺乏，在香港的日本友人梅屋莊吉聞訊，立即組織人員將一批軍械秘密運往三洲田山寨。

 

1906年策劃廣西起義，郭人漳正好在廣西任職，送給譚人鳳步槍和手槍數(shù)十枝，要他仍回湖南去活動，準備響應(yīng)廣西的起義，后因消息泄露，計劃失敗，譚人鳳也逃到日本。

 

（三）繳獲

1900年惠州起義中曾數(shù)戰(zhàn)數(shù)捷。沙灣之戰(zhàn)“由統(tǒng)將黃福率敢死士八十人襲清軍于沙灣，陣斬四十人，奪洋槍四十桿，彈藥數(shù)箱”。沙灣之戰(zhàn)佛子坳大捷，“生擒歸善縣巫兼管帶杜鳳梧，及敵兵數(shù)十人，殺守備嚴某，奪洋槍七百余桿，彈五萬發(fā)，馬二十頭”。永湖大捷“奪洋槍五六百余桿，彈數(shù)萬發(fā)，馬三十余頭”。1907年防城起義革命軍襲取防城后，“得槍四五百桿”。1908年欽廉上思起義“計革黨四次獲勝，當以初二日為最，四次共得快槍四百余桿，彈藥無算”。

 

（四）購買

事實上，自制、贈送、繳獲都無法滿足革命派開展武裝斗爭的武器要求，因此，購買成為了革命派解決武裝斗爭所需武器問題的主要方法。

 

1895年廣州起義的武器是由楊衢云在香港購買，然后由在香港招募的士兵同船運回廣州。

 

1900年惠州起義的武器一是從清軍購買，“時有健兒六百人”，而“洋槍僅三百桿，子彈各三十發(fā)”，“雖由附近清軍防營密購槍械若干，但仍不敷所用”。二是試圖獲得臺灣的軍事援助。終因日本政策的變化，援助計劃未能實現(xiàn)。三是計劃從日本來運送武器至惠州。這批武器原本是菲律賓獨立軍通過孫中山從日本購買的武器，因為菲律賓革命軍在國內(nèi)的活動暫時受挫，因而答應(yīng)將從日本購買的武器借給孫中山革命黨使用。

 

1907年防城起義的武器是會黨由云南、廣西兩省交界處運至國內(nèi)的，后占領(lǐng)防城時繳獲一部分槍支。由于武器缺乏，孫中山曾經(jīng)計劃由日本購買一批武器接濟防城起義，因為交通不便與黨內(nèi)意見分歧，最后改運接濟汕尾起義。也就是說，防城起義實際上是在沒有武器供應(yīng)時發(fā)動的。

 

1904年長沙之役的武器是從國外購買，隨后由水路運往內(nèi)地。黃興與龍璋、楊守仁等籌得二萬三千余金，備購槍械。當時湖南巡撫奏折中提到此次起義的武器來源是自國外購進：“在外國買有洋槍三百多枝，九月初間到湖口，月內(nèi)即可運到湖南。東洋學生，已回來多人，約期起事等情。”

 

1907年皖浙之役的武器是從上海購買，徐錫麟到上海購買后堂九響槍五十桿、子彈二萬粒。聲言槍二百桿，子彈二十萬粒。

 

1908年欽、廉、上思起義是從河內(nèi)商人中購得。同年河口起義是向越南商人購買。1909-1910年廣安、嘉定諸役的武器是從日本購買。1911年黃花崗之役中武器的來源是四個渠道：日本、安南、暹羅、香港，據(jù)《黃興胡展堂之報告書二件》，在日本購槍628支，由西貢購160余支，在香港購30余枝。

 

1911年武昌起義發(fā)動的武器有自上海購買與從新軍購得。至武昌起義成功發(fā)動,戰(zhàn)事頻繁,革命軍武器供應(yīng)主要通過中間人從外商購得。親歷武昌起義的一位知情人透露出了“中立”之下的軍火交易內(nèi)幕：“同船有泰來洋行五金房買辦陳吉生（寧波人）頻來親余，陳吉生此行為洋行招攬軍械生意，疑余為民軍中人，亦意于余，茍需軍火，不拘多少，俱可代購。余詢以各國現(xiàn)守中立，何以尚能出售，陳吉生笑曰：中立者政府言之耳，個人營業(yè)與政府無涉，若用軍政府名義，與洋行交易使為破壞中立，若用個人名義何礙中立。各國洋行商人對于此大宗買賣甚為注意，爭先恐后，惟恐其不得也，余乃恍然。”

手擲炸彈標本（來源：《協(xié)和報》）

 

從上述各次起義武器購買的資料中不難發(fā)現(xiàn)，武器購買仍有不同的渠道，主要有國內(nèi)購買與海外購買兩種：國內(nèi)購買來源于從清軍購買、從上海購買、從廣州購買三個主要渠道；海外購買則主要有從日本、越南等國購買，另外香港購買也應(yīng)當歸入此列。其中，海外購買成為了革命派解決武裝斗爭所需武器的主要手段。

 

二、海外購運的主要路線

 

革命黨人是依照怎樣的線路將武器由海外運送至國內(nèi)的？從各方的記載中，大致可以推測出三條運輸線路：

 

（一）日本——香港（或臺灣）——東南沿海一帶

 

1900年惠州起義原定運送線路應(yīng)當是臺灣—廈門。汕尾起義大體的運送線路：先是日本購買，然后運送至廣州防城或者惠州汕尾。1911年廣州黃花崗起義是由日本、安南、暹羅三處購買的武器全部集中在香港，再由香港運往廣州。

 

（二）日本——上海——長江流域或者內(nèi)陸各省

 

1904年長沙之役，當時湖南巡撫奏折中提到此次起義的武器來源就是從國外購進，然后通過湖口，運送到湖南。1909-1910年廣安、嘉定諸役的武器是從日本購買，然后運至四川。

 

（三）越南——云南、廣西交界——欽、廉地區(qū)

 

據(jù)1907年防城起義后清軍探報：“自防城起事后，清軍見會黨所用皆新式槍，異常精利，料必有人接濟，于是四處偵察”，“軍火系由云南、廣西交界，廣南地方運入西省，得由百色廳轉(zhuǎn)運南寧等一帶地方藏匿。然后或水或陸偷入欽、廉”。可知，武器由云南、廣西交界運送至欽、廉地區(qū)，但是武器的源頭是在哪里呢？

 

1908年欽、廉、上思起義是從河內(nèi)商人中購得，“先向河內(nèi)法商購得盒子炮百數(shù)十桿，并由馮自由在香港購取子彈。托河內(nèi)西安兩輪船買辦同志彭俊生黎量徐等私運至海防，交劉歧山等設(shè)法送至中越邊境”。此處給出了最初的源頭，即由越南購進，即越南—云南、廣西交界—欽、廉地區(qū)。

“電告孫汶（晚清政府視孫文為國賊，常寫作“孫汶”——筆者注）輸運軍火”（來源：《廣益叢報》）

 

總之，從辛亥革命時期武器來源與運送情況來看，革命黨的武器主要是以海外購運為主。從來源來分析，雖然自制、繳獲與贈送占據(jù)一定比例，但是從各次起義來看，購買這一渠道仍然占絕對多數(shù)，其中又以海外購運占據(jù)了很大的分量；另外，從上海、廣州洋商購買也可看作是間接的海外購運。從運送來看，大量武器因為來自海外，因而才會產(chǎn)生如何由海外運送至國內(nèi)起義地點的問題。總之，海外購運是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武器的主要模式。

 

參考資料：

簡婷：《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領(lǐng)導的武裝斗爭》，湖南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

陳紹伯：《同盟會在四川的幾次武裝起義》，《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三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版。

馮自由：《戊申馬篤山之役》，《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編），《民國叢書》第二編（76），上海書店1959年版。

 

欄目簡介：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是非。海峽飛虹中文網(wǎng)攜手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特別策劃推出《聲音檔案——中山先生的一天》，借2016年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的日子，我們梳理中山先生親歷的歷史事件，為您講述民國的史事與人物，緬懷中山先生的歷史功勛。孫中山先生曾說過：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