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書家褚遂良：絕望中走完一生

褚遂良去世百余年后，唐德宗下詔，將他的畫像繪于凌煙閣上，讓他享有與唐初的開國功臣們同樣的榮耀。而褚遂良究竟是忠臣義士，還是奸惡之徒，則像一道永遠(yuǎn)解不開的謎題，留在了歷史中。

 

 

褚遂良(596—659年)，字登善，祖籍河南。他出身于名門望族。父親褚亮被唐太宗李世民選入文學(xué)館，充當(dāng)國事顧問，為著名的十八學(xué)士之一。

 

作者：王愛軍

 

褚遂良以書法見長，是“初唐四大書法家”之一。他也是朝廷重臣，唐太宗李世民臨死時，授予他托孤重任。然而，在藝術(shù)上取得了非凡成就的他，在政治上卻經(jīng)歷了大起大落，最后客死他鄉(xiāng)，過了100年后，他的忠誠才得到認(rèn)可。

 

拒絕李世民看起居注

 

魏晉以來，形成了“學(xué)在家族”的傳統(tǒng)，褚遂良出身官宦之家，從小“博涉文史”，擅長書法，“工隸楷”。誰也沒料到，正是憑借功力深厚的書法，讓他成為朝廷重臣。

 

最初，褚遂良在秦王府里任鎧曹參軍，掌管兵器鎧甲等事務(wù)。這個秦王，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酷愛書法。貞觀十二年(638年)，他一直視為師長的大書法家虞世南去世了，這讓他特別難過：“虞世南死后，再也找不到人談?wù)摃?”大臣魏征聽后，對他說：“褚遂良的字寫得很好，下筆遒勁，有幾分王羲之的感覺。”唐太宗喜出望外，即刻任命褚遂良為“侍書”。

 

褚遂良不僅書法水平一流，他的學(xué)識同樣淵博。貞觀十七年(643年)，唐太宗疑惑地問褚遂良說：“舜造過漆器，大禹雕琢過切肉的砧板，當(dāng)時勸諫舜、禹的有十余人，食用器物這樣的小事，大臣們?yōu)槭裁纯嘀G呢?”褚遂良回答說：“不能鼓勵奢侈。如果把精力放在雕琢上，會妨害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要是漆器流行起來，以后就一定有人會用金子、玉石來造器具。過分浪費(fèi)，國家就離危亡不遠(yuǎn)了。所以諍臣必定勸諫事情漸發(fā)的開端，到它發(fā)展到極點(diǎn)，就沒有什么可以再去勸諫的了。”唐太宗聽了，不住點(diǎn)頭。褚遂良總是這樣旁征博引，談古論今，令人信服，后來唐太宗感慨地說：“把道理講好，也是要靠學(xué)識的。遂良博識，讓人十分敬重。”

 

褚遂良不但學(xué)識淵博，性格也極為耿直，敢于堅持原則，有時連唐太宗的面子也不給。古代皇帝，每天的言行舉止會被記錄下來，作為史料留存，褚遂良有段時間就負(fù)責(zé)干這個。

 

有一天，唐太宗問他：“你記的那些東西，我能看看嗎?”

 

他回答說：“今天之所以設(shè)立我來記錄這些，就是充當(dāng)古時左右史官的作用，善惡必記，以使皇帝不犯過錯。我還沒聽說過做皇帝的自己要看這些東西呢。”

 

唐太宗又問：“我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記下來嗎?”

 

他回答得十分干脆：“臣的職責(zé)承載在筆上，皇上您的言行我是一定會記錄的。”

 

貞觀十八年(644年)，唐太宗想親征高麗，平定遼東，褚遂良鑒于隋亡的歷史教訓(xùn)，舉諫說，不可遠(yuǎn)征，以防不測。唐太宗不聽，褚遂良就再次上疏，認(rèn)為皇帝親征不合情理：“臣把史籍都翻了一遍，從古至今，當(dāng)皇帝的還沒有親自去打遼東的，派大臣去打，倒是有此先例”，所以“派兩名勇將，發(fā)兵四五萬”就可以了。

 

然而，唐太宗一意孤行，結(jié)果損失慘重，以失敗告終。在回師途中，唐太宗對勞師遠(yuǎn)征深表后悔，回來后提拔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與朝政。后來，又任命他為中書令，褚遂良成了唐代政壇上的重臣。

 

褚遂良書《圣教序》，藏于福建福州市博物館。

 

武則天留下遺詔為他平反

 

貞觀二十三年(649年)，病重的唐太宗把長孫無忌與褚遂良召入臥室，對他們說：“當(dāng)年漢武帝托孤于霍光，劉備托孤于諸葛亮，我以后的事，都托付給你們了。”又轉(zhuǎn)頭對太子李治說：“有長孫無忌和褚遂良在，國家之事，我就放心了。”

 

褚遂良成為托孤之臣，是因?yàn)樗抢钪巫顝?qiáng)有力的維護(hù)者。前太子李承乾因罪被廢黜，朝臣多認(rèn)為九皇子晉王李治仁厚，是太子的不二人選，但唐太宗更喜歡四皇子魏王李泰。有一天，他對近臣說：“昨天青雀(李泰的小名)投入我的懷抱說：‘我到今天才得以成為陛下最親近的兒子，此為我再生之日。我只有一個兒子，百年之后，一定為陛下殺了他，把王位傳給晉王。’父子的倫理，原應(yīng)當(dāng)是天性，我見他這樣，非常垂憐他。”大家聽了，面面相覷，都沒說什么，唯獨(dú)褚遂良走上前說：“您也是君王。哪有執(zhí)掌政權(quán)的君王，殺死自己的兒子，傳位給兄弟的道理呢?”唐太宗幡然醒悟，當(dāng)天立李治為皇太子。

 

李治即位后，對褚遂良非常感激，封其為河南縣公，第二年又升為河南郡公。永徽四年(653年)，褚遂良被拜為尚書右仆射(相當(dāng)于宰相)，執(zhí)掌朝政大權(quán)。然而李治做夢也想不到，因?yàn)榱⒒屎蟮膯栴}，褚遂良成了他最大的絆腳石。

 

永徽六年(655年)，李治想要廢黜王皇后，冊立武則天為皇后。有一天，他傳召長孫無忌、褚遂良、李勣和于志寧四位重臣入內(nèi)殿開御前會議。這些人事前得到消息，商議如何勸諫，但誰也不想放這頭一炮，褚遂良主動請纓說：“我來吧。我奉先帝遺詔輔佐陛下，如果不盡愚忠，無臉去見先帝。”

 

李治一開口，就把廢后的理由提得很充分：“罪莫大于絕嗣，皇后久未生育，而武昭儀生有皇子，眾位卿家意下如何?”沒等別人開口，褚遂良第一個站出來說：“皇后系出名門，也是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去世之際，曾拉著微臣的手說：朕現(xiàn)在將佳兒和佳婦托付給卿。當(dāng)時陛下也在場，想必聽得很清楚。臣沒聽說皇后犯了什么過錯，豈可輕言廢立之事!臣絕不會為了曲意奉承陛下而違背先帝的遺命。”

 

任憑李治如何解釋，褚遂良就是不同意，當(dāng)天的會議不歡而散。第二天，李治再次召集開會，褚遂良直言不諱地說：“陛下一定要改立皇后也可以，但請另選他人。武昭儀曾伺奉過先帝，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又怎么能瞞得過呢?倘若立她為皇后，天下人將會做何感想呢?”

 

這句話說到了李治的痛處，他羞愧得沒有說話。褚遂良卻越說越激動：“愚臣觸犯了圣上的尊嚴(yán)，罪該萬死，只愿不辜負(fù)先帝的厚恩，哪里還顧性命。”說完把帽子摘了下來，還把上朝時執(zhí)的手板放到臺階上，說：“還陛下這個手板，我要告老還鄉(xiāng)!”李治大怒，命令侍衛(wèi)直接把他架出去，一直躲在幕后偷聽的武則天氣得不得了，喊道：“怎么不殺了這個老混蛋!”

 

最終，李治不顧褚遂良等人的反對，冊立武則天為皇后。褚遂良因?yàn)檫`背圣意，被貶為潭州(今湖南長沙)都督。顯慶二年(657年)，又貶到桂州(今廣西桂林)任都督。武則天還不解氣，不久又將他貶為愛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刺史。顯慶四年(659年)，褚遂良在流放中絕望地死去。

 

神龍元年(705年)，武則天的生命也走到了盡頭。彌留之際，她下了道遺詔，里邊有這樣一句話，特別引人注目：“其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等子孫親屬當(dāng)時緣累者，咸令復(fù)業(yè)。”這相當(dāng)于給褚遂良等人平反。武則天終究不是一個小女人，當(dāng)過皇帝之后，閱遍群臣，她雖然恨褚遂良的迂腐，卻不得不佩服他的正直與忠誠。

 

褚遂良書《枯樹賦》

 

劉洎之死惹來是是非非

 

當(dāng)然，在褚遂良的政治生涯中，也多遭受非議之處，其中爭議最大的，就是劉洎(音同寄)之死。

 

這件事，《劉洎傳》是這樣記載的：貞觀十八年(644年)，唐太宗親征遼東，命太子李治監(jiān)國，同時令劉洎、高士廉和馬周等重臣輔助太子。第二年，唐太宗因征遼失敗，急火攻心，身上長了一種毒瘡，回到定州時病情一度十分嚴(yán)重，生命岌岌可危。劉洎、馬周聞訊趕來探望，出來后，褚遂良問情況如何，劉洎悲傷地流下了眼淚，說：“圣體患癰，極可憂懼。”然而褚遂良后來卻跟唐太宗說：“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意思是說，劉大人覺得現(xiàn)在國家之事不用憂慮。病中的唐太宗聽到這樣的話，心情可想而知。

 

病愈之后，唐太宗召劉洎詢問此事，劉洎據(jù)實(shí)以對，并說馬周也在場，可以為自己作證。太宗問馬周，馬周與劉洎說的一樣。然而褚遂良堅持說自己聽到的才是真的，唐太宗最后決定相信他，賜劉洎自盡。

 

這件事最大的爭議焦點(diǎn)，就在于褚遂良是不是誣告、陷害劉洎，如果是，他的動機(jī)何在?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他不相信褚遂良會陷害劉洎，理由有三：第一，褚遂良是忠直之臣，不會干出如此下作之事;第二，褚遂良與劉洎素?zé)o怨仇，沒有干這種事的動機(jī);第三，記錄這段史實(shí)的《實(shí)錄》是許敬宗所修，而許敬宗與褚遂良關(guān)系不睦，很可能是他將劉洎之死歸咎于褚遂良。北宋學(xué)者孫甫、大文豪蘇軾等基本也持同樣看法。

 

然而司馬光以人品立論，斷然否認(rèn)褚遂良有誣告之嫌，似乎并不太令人信服。近代史學(xué)家呂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給我們提供了另一個視角。他說：“唐代黨爭，后人只談牛黨、李黨，而不知其由來甚久。褚遂良與劉洎，李林甫與李適之，等等，其實(shí)都分屬不同的派別。”褚遂良與劉洎雖然沒有個人恩怨，但在政治見解上并不一致。前太子李承乾死后，唐太宗在立儲的問題上猶豫不決，因此形成了支持魏王李泰與支持晉王李治的兩大政治勢力。褚遂良是李治的支持者，而劉洎則屬于李泰一派，因此不能排除褚遂良除掉政敵的動機(jī)。

 

當(dāng)然，以唐太宗的睿智，僅憑褚遂良的一句話，就殺掉劉洎這樣的重臣，也是不太可能的。劉洎之死，有其性格方面的原因，他為人疏狂，是一個具有“進(jìn)攻性人格”的人。唐太宗征遼前，曾囑咐劉洎說：“我今天就要遠(yuǎn)征，讓你輔佐太子，社稷安危都壓在了你的身上，你要明白我的深意。”劉洎回答說：“陛下放心，大臣如果有敢鬧事的，我就予以誅殺。”唐太宗聽了，很不高興，告誡他說：“當(dāng)皇帝的，行事不周密會失去臣民;當(dāng)臣子的，行事不周密會失去性命。你的性格不細(xì)心，又很強(qiáng)硬，必會害到自己。你應(yīng)該小心謹(jǐn)慎，才能保全。”

 

在立李治為太子后，唐太宗不得不考慮李治能否駕馭劉洎的問題，殺掉劉洎或許只是為太子掃清障礙而已，所以褚遂良的話，只是唐太宗找到的一個借口罷了。

 

唐太宗曾經(jīng)評價褚遂良，說他：“學(xué)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于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這段話除了給我們留下了“飛鳥依人”這個成語，還告訴我們一件事，褚遂良對皇帝的忠貞，已經(jīng)到了愚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不能排除他有意順著唐太宗的心思，為他殺劉洎尋找機(jī)會。

 

唯一能肯定的是，在這件事中，絕對沒有對個人私利的追求，否則在武則天的問題上，褚遂良如果頭腦稍微活分一點(diǎn)，懂一點(diǎn)見風(fēng)使舵，也就保住了高官厚祿，不至于落得客死他鄉(xiāng)的結(jié)局。

 

褚遂良書《雁塔圣教序》

 

唐代書法的“廣大教化主”

 

唐朝初期，許多重大紀(jì)念活動所題碑文，多是由褚遂良操刀的。例如紀(jì)念長孫皇后的《伊闕佛龕碑》，紀(jì)念名相房玄齡的《房玄齡碑》，還有最有名的 《雁塔圣教序》，分別為太宗李世民和高宗李治親自撰文，足見褚遂良書法的地位。

 

褚遂良高超的書法水平，一方面在于個人的天賦，另一方面則得益于史陵、歐陽詢、虞世南等書法大家的指導(dǎo)。再有，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的狂熱愛好，也讓他受益匪淺。

 

唐太宗是王氏書法的鐵桿“粉絲”，曾懸賞重金收購?fù)豸酥臅?，人們爭先獻(xiàn)上，以至良莠莫辨，真假難分。幸虧褚遂良對王羲之書法相當(dāng)有研究，隨口就能說出書帖的淵源、出處，論據(jù)充分，鑒別書法的真?zhèn)谓z毫不含糊，結(jié)果再沒有人敢將贗品送來邀功。

 

貞觀六年(632年)正月，太宗下令整理內(nèi)府所藏的鐘繇、王羲之等人的真跡，計1510卷，褚遂良自然是這次整理活動的主要參與者，為此他還編寫了《右軍書目》，藏于內(nèi)府。能夠見識到如此之多的王羲之真跡，讓褚遂良大開眼界，對他書風(fēng)的形成帶來了重大影響。

 

蘇軾給褚遂良的書法概括了4個字：清遠(yuǎn)蕭散。他的書法，從追求一種結(jié)構(gòu)之美，演進(jìn)成了追求意境之美。虞世南書法講究“君子藏器”，在書寫的過程中不顯露明顯的運(yùn)筆痕跡，褚遂良卻不同，清代人所寫的《評書帖》中說：“褚書提筆‘空’，運(yùn)筆‘靈’。瘦硬清挺，自是絕品。”他愿意展示這種痕跡，一起一伏，一提一按，造成一種明快的韻律。因此，有人說歐陽詢是一位“結(jié)構(gòu)大師”，而褚遂良則是一位“線條大師”，他的線條充滿生命，體現(xiàn)了一種飛動之美。唐代書家張懷瓘對此感嘆說：“若瑤臺青瑣，窅映春林，美人嬋娟，似不任乎羅綺，鉛華綽約，歐虞謝之。”在他看來，從褚遂良開始，書法已經(jīng)從“妍美功用”趨向“風(fēng)神骨氣”，書法藝術(shù)也從古典主義邁向浪漫主義。

 

有趣的是，這種唯美主義傾向，已經(jīng)影響到褚遂良對紙墨的選擇。書法家講究紙筆用墨并不奇怪，北宋詞人蘇子美就曾說：“明窗凈幾，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然而縱觀古今書家，褚遂良對紙墨之追求，卻是非常苛刻的。唐代人裴行儉曾說：“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沒有好筆好紙，他寧可不寫。

 

褚遂良對自己的書法要求很高。他和虞世南曾有一段對話，他問道：“我的書法比得上智永禪師嗎?”虞世南說：“我聽說他一個字值5萬兩黃金，你做得到嗎?”褚遂良又問：“那和歐陽詢相比如何?”虞世南說：“歐陽詢寫字不擇紙筆，什么樣的紙筆都能寫得好，你難道能這樣?”褚遂良有些氣餒，說：“那我的書法究竟怎樣呢?”虞世南說：“如果手順而筆墨調(diào)暢，也能寫得很精彩。”褚遂良這才高興地走了。

 

在唐朝乃至整個中國書法史上，褚遂良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他不僅繼承了唐代書法家歐陽詢、虞世南等的特點(diǎn)，更深得東晉王羲之書法的精髓。北宋米芾對唐代的書法家都有微詞，唯獨(dú)對褚遂良贊不絕口，說他“如熟馭戰(zhàn)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米芾的兒子米友仁說得更絕：“褚書在唐賢諸名世士書中最為秀穎，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隸法，自成一家，非諸人可以比肩。”

 

唐代書法家顏真卿、薛稷等都曾師從褚遂良，宋代的黃庭堅、米芾、趙佶等，也從他的書法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yǎng)。清人劉熙載在《書概》中說：“褚河南書為唐之廣大教化主，顏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廣大教化主”五字，足以形容褚遂良在唐代書法上的獨(dú)特地位。

 

貞元五年(789年)，在褚遂良去世百余年后，唐德宗下詔，將他的畫像繪于凌煙閣上，讓他享有與唐初的開國功臣們同樣的榮耀。而褚遂良究竟是忠臣義士，還是奸惡之徒，則像一道永遠(yuǎn)解不開的謎題，留在了歷史中。